“十三五”是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也是迈进高收入社会的历史新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优美环境的追求会更加强烈，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将日益凸显。因此，必须努力将过去发展与环境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尽快转化为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顺应公众需求变化的演进规律，把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基本的公共服务来提供。
要钱还是要命？——需求变化的马斯洛效应
马斯洛认为，人类不会安于底层的基本需求，在较低层的需求被满足之后，就会追求更高的需求。当生活水平富足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不仅期待安居、乐业、增收，更期待天蓝、地净、水绿；不仅期待殷实富庶的幸福生活，更渴望山清水秀的美好家园。
公众环境需求变化的马斯洛效应，随着收入的增长会更加显现。在物质生活改善后，人们内心权衡经济收益和健康风险的天平将大幅向后者倾斜，环境服务不满足感会更加强烈。这种不满集中体现在对环境污染事件格外关注，对涉及环境污染的建设项目格外敏感，对自身环境权益的维护格外强烈，进而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压力。目前，污水处理、垃圾焚烧、核电站等公共环境设施建设以及PX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邻避效应，均是公众环境需求变化的具体表现。
何日再现碧水蓝天？——加快实现由污染物减排到环境质量改善的转变
过去30多年，我省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实现了人均收入过万美元的辉煌成绩。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得到了较好处理。但是也应当看到，一些河流湖泊水质仍未达到饮用水标准，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在不断恶化，土壤污染问题堪忧，雾霾仍不断笼罩在南粤上空，环境数据的改善与公众对环境质量提升的切身感受仍有不少差距。这意味着我省的总体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政府的环境管理还难以满足公众的动态环境需求，需要创新环境管理理念，变革环境管理模式，加快实现由污染物减排到环境质量改善的转变。换言之，生态环境质量是否改善，要以群众切身感受为衡量目标。因此，未来环境管理应当建立总量与质量双重约束的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管理制度。
如何用好指挥棒？——红线保发展，容量优发展，考核引发展
目前，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任务仍然是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这预示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省经济规模仍将持续扩增，资源消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量仍会处于高位。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这是我省“十三五”时期须直面的挑战。
首先，要以红线保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省委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意见均将“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应加快编制我省生态保护红线，完成以城市边界线、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区、海洋保护区、水源涵养、河湖水面、绿林地、湿地以及其他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环境敏感区域为重点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更重要的是，生态保护红线不仅要“划得出”，更要“守得住”，使生态保护红线真正成为保发展的抓手；统筹已有的“红线”政策，建立红线体系，发挥生态保护红线的“统领作用”，形成政策合力。
其次，以容量优发展。有限的环境容量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要严把环境准入、环境执法和环境安全关，以有限的环境容量来优化发展质量。一是严格环境准入基线，控制污染物增量。科学评估城市发展新区的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从严制定环境准入标准，优化产业发展，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二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深化“批项目、核总量”制度，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器、控制闸、杀手锏”三大功效，尤其是对新、扩、改建项目，严格核算污染物新增量。三是严守违法排污底线，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坚决落实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关于对违法企业可按日处罚、上不封顶的处罚办法，对屡次、严重违法的企业负责人依法进行行政拘留，让环境执法真正成为震慑环境违法行为的利器。四是严守环境安全底线，严防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将环境风险防范融入到环评审批、建设管理、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辐射安全许可、监察执法、环境监测等各环节，强力推进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机制。
最后，以考核引发展。考核是导向标，是指挥棒，要以不断满足公众环境新需求为终极目标，将环境质量改善与领导任用、官员升迁挂钩，把环境质量改善作为政绩考核的硬指标。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干部政绩绿色考评体系，在考核指标选择和权重设置上，应充分考虑我省区域特点，体现差异化。二是注重考核的刚性约束，实行干部任期生态保护红线责任制、问责制和终身追究制；尽快研究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准确界定地区范围内自然资源受损程度、开发程度、破坏程度，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坚持离任必审，终身追责。三是注重考核的公众参与。增加民主测评在考核中的作用，专设民主测评内容，将群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的指标。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吴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