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文化的综合体，当然具有一般文化体的层次结构。人们认识一个区域社会，往往要经过“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理念文化”这样由表到里的认知顺序；而区域社会的发展，则是遵从着“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创新”这样由内而外的演进规律。理念文化是淤积在社会深层、支配人们行为、引导社会生存生活方式演变的最初因源；把握了一个社会理念文化的特殊内核，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本质特征及其导致的各种社会演变。

一

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许多各具色彩的地域文化，从自然生态及其文化衍生特征上作最基本的属性归类，并从自北向南的地理方位上考察，可以将中华文化分为草原文化、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三大类型。其中，草原文化在中华疆域的北部和西部催生了古老的畜牧文明，但由于其承载主体早期的迁徙多变，承传不足，致使这一起步不迟的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在黄河、长江流域发萌的江河文化因为起步早，延续积累充分，一直成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它浇灌生成了延绵数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由于农业经济一直是中国古代生产生活的主要形式，因而繁荣的中原文化就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标志。中国的海洋文化产生于中华疆域的南部和东部，岭南是其最重要的所属地。由于海洋经营技术的限制，海洋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尽管如此，它却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中华文化因为海洋文化的存在才拥有自身的完整性。

岭南与其他临海地区不同，它背靠大陆、五岭横亘、面向大海，与中原较为隔远，应该是相对充分发展了的海洋文化，因而在中华文化中几乎有异花独枝的特殊性。岭南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

1

兼容性

岭南处在江河的下游，但海纳百川，汇集众流。在传统文化的低洼之地，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域外文化，如流水般汇入其本土，既改变了地区文化的特征，又养成了文化的兼容性格。由于经久积累，形成了文化的多元性、和谐性、流动性与开放性。

2

商业性

贫瘠的土地和单薄的农业耕作难以使先民们就地糊口，人们不得不以适宜的经济作物换取粮食，商品经济在这里较早地发展了起来。由于商业文化的发酵，岭南社会的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契约意识、平等意识、诚信意识、等价意识、成本意识、求变意识、拓新意识、冒险意识，以及制作物化产品的精致意识、装饰意识充分发展，这在中华文化中色彩鲜亮。

3

务实性

在贫乏土地上生存的古代先民所获剩余产品不多，他们时刻要顾及自己与家庭的生存问题。特定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人们务实性的思维方式：面对一项事情，人们习惯于从主体实用的价值评判上作出选择。重现实、重生活、重消费、重娱乐，是岭南文化价值体系的自然延伸。

二

岭南文化的时代变迁

从农耕文明的角度看，荒远的岭南之地缺乏威严的皇权、严整的族规、纲常的教化，没有清晰成志的族谱、世代承传的家园、子孙固守的基业，是缺少文化的荒漠之地。中国历史上，贬谪岭南被视作一种惩罚，这正体现着某种深刻的文化地理歧视。在农耕文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在缺乏平等意识的中原文化视觉中，岭南文化受到轻薄和歧视，这是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

然而，中国历史并不会永地停滞在农耕社会。19世纪40年代，中华国运以某种方式刚一进入近代，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就自外汹涌登陆中国，并立刻显示了它们对于中原农耕文明的先进性。岭南由于地缘文化本有的品质，自然成了新式文明的感应地和生长地。在中国社会向工商文明演变的时代，岭南文化由中华先进文化的下游立刻逆转为上游，由中国主体文化的末端移置到了引领风气的首端。这不是岭南文化的特质有了突变，而是时代的突变在转化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打破了千年一系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颠覆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岭南文化在新的文化评判系统中成了民族的时尚文化。

岭南文化对外来的文化因子兼收并蓄，并能以为我所用的方式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在近代中国，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康梁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三大政治思想都毫无例外地生成于岭南，这绝非偶然，它是岭南文化在近代走向兴盛的见证，也是中国海洋文化开始超越江河文化的重要标志。

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海洋文化无疑处在江河文化的上游，由此，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显示出了它的高度优越。中国近代资本产业首先发萌于岭南，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形成于岭南，国共两党推动的政治北伐起源于岭南，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精彩活剧上演于岭南，这些均是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圣殿中登堂入室、跃居上游、品质优越的明证。可以说，是近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全社会价值评判系统的翻转，使千年沉寂的岭南文化获得了时尚时兴的新命运。

本文节选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课题组《岭南文化的创新品格》（课题组长冯立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