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连接东西方的交通道路，有海、陆两途。海路开辟于秦汉时期：从中国岭南等地港口起航，往南穿越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称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从北方沿海通过东海前往日本、朝鲜，称为东海海上丝绸之路。广州作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之一、中国南方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作用于历史与现代的影响是怎样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给广州的新机遇是什么？为此，本刊专访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研究员。
南方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
人民画报: 在您所著的《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详尽阐述了广东，特别是广州这座城市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是否可以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广州？
李庆新: 严格地讲应该是发祥地之一。我不太主张“起点”这个说法，因为对于航海，出海的地点就是航海的起点——我们可以在沿海地区找出许许多多靠海的港口，但是这些“起点”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大多无关紧要。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其意义内涵更丰富，它不仅仅是指一个拥有通往海外航线的港口，更是指一个具有深厚的海洋文明传统、对于不同海洋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长时期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区域中心。我认为，广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仅仅是个可以航向海洋的南方大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东方的一个重要发祥地。
人民画报:请您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一下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李庆新: 在西方人开辟大航海时代世界海洋网络之前，在中国南方与南海、印度洋之间其实早已存在国际性海洋活动，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之际就已经形成了。
秦汉时期的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曾经作为南越国的国都和岭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的主要港口和舶来品集散中心。1982年，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番禺都会”的贸易盛况。南越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不仅奠定了番禺作为南海沿岸的贸易中心与交通枢纽地位，而且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平定南越以后，很快就派出使臣前往南海诸国，穿越印度洋，最远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这样，从岭南番禺、徐闻、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标志着连贯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打通。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路通常被称为南海丝绸之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秦汉时期，北方沿海通过东海前往日本、朝鲜的航线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海丝绸之路。
人民画报:广州的作用在之后有怎样的延续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曾经出现的海禁时期？
李庆新: 经过东吴、南朝政权对南方的开发与对海洋的经略，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不断发展时期，到隋唐时期，中国与西方的交通由以陆路为主逐渐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繁荣时期，广州始终是南海北岸海上交通的要港。唐朝从广州启航的“通海夷道”贯穿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古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出现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扬州等重要港口，而广州是唐朝最大的贸易中心与南海交通枢纽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er）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广府），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支那）”。唐朝在广州设置了专门管理海路邦交、贸易的官员市舶使，是古代海外贸易制度建设的里程碑，此后一直为宋元明代所沿用。
宋元时期基本上是同样的格局，只是元代更开放，海路延伸更加宽广。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等技术应用于航海，宋代南海丝绸之路的航线向西延伸到今西班牙的南部。宋神宗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
明清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转折期。从世界史范围看，这一时期东西方海路的交往并没有衰落，反而大有进境，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全球海洋贸易网络之中，扩展到全球每个角落，但是随着仗剑经商的欧洲商人的海上殖民与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而中国海商在东亚海域国际贸易领域里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阿拉伯商人做生意。
从中国历史看，明清时期长期实施海禁，导致了唐宋以来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受到遏制。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将对欧美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它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被称为“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为止，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
广东与东南亚，“东方地中海”非同寻常的亲密伙伴
人民画报: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后，广东、广州将迎来怎样的机遇？
李庆新：秦汉以降，岭南与南海周边地区越来越密切的海洋贸易、人口迁移、文化交流，逐步构成一个国际性海洋贸易圈，广东、广州与东南亚地区历史发展在地缘、人缘关系基础上形成“天涯若比邻”的内在联系与互动关系，有西方学者将南海称为“东方地中海”，将北部湾称为“小地中海”。我认为这对广东当下与未来的发展都是很大的优势，很好的资源。
对外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核心要素，历来也是广东的强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然以发展海上经贸往来为主导，广东、广州要切实推进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提升招商引资水平，同时鼓励和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的高端商品市场和国际服务贸易，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经贸体系，这里充满着发展机遇和挑战。
广东要发挥经济强省优势，积极贯彻落实“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体系”、“粤港澳一体化”等国际、国家级发展规划，大力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区域的经贸合作，尤其在中国-东盟（10＋1）体系下重点推进广东与东盟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等领域紧密合作关系，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发动机，建构起与丝绸之路比翼齐飞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人民画报: 基于传统的贸易地位，广东在新时期应该做哪些新探索？
李庆新: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全方位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尤其注重与欧美发达经济体的联系，成就斐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需要。然而广东作为中国发展对东南亚关系的主力，传统的对外经贸关系的重心在东南亚，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经贸迅猛发展，邻近省区广西、云南、海南等做得有声有色，广东面临竞争和挑战。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之后又一个高瞻远瞩的更高层面的国家发展战略，承载着国家发展与和平外交的理念和愿景。我认为广东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大局中，应该有更高远的目标定位，通盘统筹，远近兼顾，肩负起更大责任，做好东盟文章，这是责无旁贷的。广东要率先承担起实践国家“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弘扬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对话”、“共赢”等主旋律，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友谊，增进友好交往与文化互信，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奠定良好环境与发展基础。
从历史经验看，国家在政策的与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民间力量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无论是比较开放唐宋元时期，还是明清海禁时期，民间交往始终是存在的，植根于海洋社会的民间力量不断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注入活力。面对机遇和挑战，广东、广州应该根据国家发展要求，制定与对外开放新形势相适应的政策措施，鼓励民间层面的公共外交，形成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面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目前国内呈现出“群雄奋进”的局面。广东、广州要有危机意识，大局意识，以更大的担当，更多的作为，重构优势，做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大业的排头兵。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该成为21世纪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主流，广东、广州应该在海上丝绸之路大舞台上扮演不可替代的不谢幕的一个主角，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