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曾这样揭示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密切关系：“在所有可以说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现象中，只有语言才适合于表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隐蔽的秘密。”而在语言中，字词尤可称为文化的密码，对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从语源上考察几千年前的中国人怎样观海、思海，对探究今日中国人的海洋意识或许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视角。
“海之言昏晦无所睹也”
汉代辞书《释名》是一部专门解释词义、探寻事物得名由来的词源学专著，成书于东汉末年，作者刘熙是青州北海人（今山东省寿光、高密一带）。《释名》所释名物典礼共计1502条，训释范围极其广泛，涉及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释名》的宗旨在于通过声训探究事物名称的由来。因此，它说解周详，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更主要的是，对词语音义来源的推求，能展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词语之间的相承关系，最易表现人们的思想观念。这就使得它于反映物态、制度和行为文化之外，还能较多深入到文化的核心，反映深层的心态文化。
《释名》“释水”篇是这样解释“海”的：“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在古代，“海”和“晦”是通假字，如《吕氏春秋·求人》：“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夏海”在《淮南子·时则》中作“夏晦”：“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清代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是一部集成之作，包括王先谦自己在内，该书至少集合了清代16位学者对《释名》的整理和研究成果。在《释名疏证补》中，王先谦对“海”疏证补引了王启原的按语“王启原曰：《博物志》引《尚书考灵曜》云：海之言昏晦无所睹也；《白虎通》言：渎者，浊也。中国诟浊发源东注海，故此言海主承秽浊也”，进一步疏证“海”、“晦”二字其义相通。当代哲学家、历史学家朱谦之在校释《老子》“淡若海”时，直言“‘海’，本或作‘晦’，为‘海’之假借”。
“晦”的本义是指农历每月最后一天看不到月亮因而特别黑暗的夜晚，引伸为昏暗。由于海水深黑昏暗“无所睹”，所以海又可以称为“晦”。其实，先秦时就已用月亮亏阙来比喻海。《庄子·逍遥游》就有“南冥”、“北冥”、“冥海”的说法。“冥”指月亮开始亏阙，与“晦”一样，也引申为昏暗。《说文解字》：“冥，幽也，从日从六，冖声。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亏，幽也。”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为“晦”字注疏时认为冥、晦义通：“朔者，月一日始苏。望者，月满与日相望似朝君。字皆从月。月尽之字独从日者，明月尽而日如故也，日如故则月尽而不尽也。引申为凡光尽之称……《公羊》曰：晦，昼冥也。《谷梁》曰：晦，冥也。”成语“风雨晦冥”就是指“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犹如黑夜”。
概言之，从词源上来看，古人是通过月亮亏阙，光华渐失，天色晦暗，来表达“海之言昏晦无所睹也”的意象。正如王子今在《上古地理意识中的“中原”与“四海”》一文中所言：“对于‘海’的知识的‘不见’，即未知，使得‘海’的原始字义来自于‘晦’。”“冥海”、“沧溟”等对海洋的别称，均反映出古人对海洋的这一认知特点。由于大海茫无际涯，海上航行危机四伏，因此，中国人把大苦难、大凶险等负面的情感体验与海联系起来，如把无穷的困境或深重的苦难称为“苦海”。
以陆地思维认识海洋
为什么早期中国人看“海”为“晦”、为“冥（溟）”呢？这与中国人面对海的自然地理形态有很大关系。从中国地图可看出，中国的地理结构是“内陆外海”型，大陆呈现出比较规则的椭圆状，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里，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外，基本没有内海切割，形成了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腹地区域。同时，中国的四大海域中，除渤海是内海外，黄海、东海、南海都是波涌天际、与大洋直接相通的边缘海，一旦乘船离开陆地，很容易产生投身无边浩海的陌生和恐惧感。在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航海知识都很匮乏的古代早期，相比于地中海，中国海域的自然条件，并未给开展海洋活动尤其是海上远程贸易提供优良的环境。此外，中国内陆有辽阔的平原、发育良好的大河流域、足够的降水量与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气温，这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国人提供了得天独厚发展农业的条件。因此，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古代社会，中国先民依赖陆地比依赖海洋容易得多，农业成为最直接创造财富的产业和积累财富的最重要手段。
正是中国陆、海自身生态环境的特点，规定和制约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及其对陆地和海洋的不同需求。所以，无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都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了农业。可以说，从史前时代起，陆地与陆地上产生的农业就是中国先民的基本生活基础。因此，从炎、黄、尧、舜经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中华民族陆主海从和重农轻商的观念基本成形，其背后正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缘特征，恰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指出：“地理因素不仅是背景……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所以，早期中国人除生活在海边的人“靠海吃海”，与海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外，与绝大部分中国人休戚与共的是土地和他们在土地上创造出来的文明。站在陆地上看海，或者说以陆地思维来认识和利用海洋，成为古代中国人海洋观念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海洋经济是陆上农业生产的补充
从实践的层面来看，秦汉以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人对海洋的了解逐渐加深，海洋知识日渐丰富，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不断进步，包括海洋渔业、滩涂采集、养殖、制盐、海洋交通、海洋贸易等海洋经济活动持续发展和扩大。以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为例，汉朝时，随着海洋活动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其航线大致是从徐闻、合浦出发，沿着今北部湾、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岸边航行，经孟加拉湾，抵达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已形成了一条以广州为起点可达非洲东岸的远洋航线。到了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过，历代王朝主要是把海外贸易当作获得奇珍异宝的途径，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海外贸易与国计民生并无重要关系，没有形成通过海外贸易来刺激生产发展，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意识。
因此，我们说古代中国人的海洋观念体现出农业民族之特点的含义，主要是指秦统一后，秦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推行到全中国的范围，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延续不变，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的国策，而海洋经济活动在君主、官僚阶层、士人的意识里，则基本上是陆上农业生产的补充，对海洋的认知始终未离开“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后世把濒海地区民众赖以为生的各种涉海经济比喻为“以海为田”、“以海为禾”等，体现的是农业民族的海洋观，是中国农业文化强势话语权的表现。《礼记·学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夏商周三代王者之祭祀河川，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河是海的水源，海是河流的归处，先本而后末，这叫做“务本”。《礼记》的这句话，或许可以为古代中国具有陆地思维特征的海洋观作一个注解。
海洋意识本质上是个体、公众和各类社会组织在长期的海洋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于海洋的自然规律、战略价值和作用的反映和认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海洋意识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基石，要建设海洋强国，须加强全民海洋意识。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