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华南战场作为全国三大敌后战场之一，不仅牵制了15万日伪军兵力，有效策应全国抗战大局，还迟滞了日军的“南进”步伐，为西南大后方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力量。近五年来，学界持续深化华南抗战研究，出版史料1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各类在研社科项目20余项。
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华南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自1938年10月日军于惠阳大亚湾登陆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南人民随即掀起抗日救亡斗争。
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华南抗战的核心力量。左双文在《国共离合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1940-1943）》一文中，探究中共东江武装发展过程中的国共斗争情况，指明1940年至1943年国民党当局与东江抗日武装接连发生三次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背后，体现了多方势力的复杂性以及中共东江武装的生存与发展智慧。尹智博的《统战工作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1938-1940）》，指出国共原有的合作关系逐渐被打破后，中共东江抗日武装最终被迫“东移”海陆丰，虽遭受严重损失，却推动了从“依赖统战”到“独立自主”的战略转变。杨天明、杨贺然的《国共离合与中共在东江地区战略部署的调整》，分析1943年至1945年广东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失衡”下中共战略部署的调适，认为广九铁路全线沦陷期间，中共的斗争策略由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应对，随后大量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配合盟军开展对日反攻，实现了从坚持自卫斗争到争取斗争胜利的转变。
华南党组织注重战略布局与军事斗争。李翔的《中共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1936-1941）》，探析华南党组织重建至日军攻占香港、东江游击队员挺进香港前后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揭示其从“依托山区腹地”到“山地与沿海并重”的转变历程。钟健在《从统战到自主：中共广东省委开展武装工作的历史考察（1938-1942）》一文中，论述日军大亚湾登陆后广东省委的武装工作，指出中共广东党组织开始创建武装、开辟敌后战场，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实现从统战到自主的重要转变。左双文的《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南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提出，中共华南党组织在沦陷区开展的抗日斗争工作既是中共广东党组织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和部署的结果，也是在华南对敌斗争局势演变过程中自主摸索的结果。
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事关中共生存发展。游海华的论文《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税站、税制与税收》，探研东江抗日部队如何生存并开辟抗日根据地问题，认为税收对于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壮大起到了巨大支撑作用。王英俊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研究》指出，东江纵队获取武器主要依靠同日伪作战缴获、与国民党军“摩擦”缴获、通过民间获取以及来自香港地区的支援等多种途径，反映了中共在华南敌后战场的生存智慧与战略韧性。
统战工作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英俊的《张文彬领导广东党组织对余汉谋部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1937-1942）》和《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分别强调战时广东国共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综合运用的重要性；指出在抗战不同阶段，广东党组织对李济深采取了不同策略。申毅的硕士论文《全面抗战时期广东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研究》，总结了妇女工作的成效和经验，揭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广东妇女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华南抗战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南抗战中的许多工作在全国范围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省港秘密大营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校内迁等事件，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省港秘密大营救延续了中国文化的血脉。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滞留于此，香港地下党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完成了这次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抢救”的海外行动。游海华的《抗战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若干问题考辨》，考证省港秘密大营救中的细节问题，认为营救计划是中共经多次会议商量后决定的，证明省港秘密大营救得益于中共的指挥和部署，以及中共领导下的武装队伍的具体实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汇聚了港澳同胞及华侨华人力量。赵峥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探微：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例的分析》认为，引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抗战是战时中共侨务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国内、将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新策略。在此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扩大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政治影响，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海华在《华侨和港澳同胞在东江的抗日活动》一文中，提出华侨和港澳同胞抗日救国团体为中共东江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掩护，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创造了良好氛围，为东江人民游击队提供了主要经济资助、人员支援。
战时高校内迁延续了中国教育事业的火种。抗战时期，以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华南高校于战火硝烟中辗转迁徙粤北等地坚持继续办学，传播知识与文化。谌畅的论文《李应林与抗战时期岭南大学的迁校实践》，认为岭南大学在迁校过程中兼顾外部战乱与内部办学变化，不断调整迁校计划，寻求多方支持，最终维系了办学秩序。洪雨的论文《逆行东迁：1940年国立中山大学回迁粤北新探》，通过梳理中大迁校决策过程，分析交涉各方的主张与立场，揭示战时教育与政局、教育与建设的复杂关系，展示了高校在艰苦条件下坚持为抗日救亡培养人才的担当精神。
中共中央建立五岭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和努力。黄正林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问题研究》指出，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共中央确立向南发展的战略，意图在湘粤边建立五岭抗日根据地，打通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战略通道。但当三五九旅抵达时，日本已宣布投降，建立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时机不复存在。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战略，提出向东北发展的战略决策。研究认为，本次南征虽未成功，但从侧面凸显了华南在中共整体战略中的定位——既是敌后拓展的“末梢”，也是牵制国民党的“侧翼”。
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贡献“华南”力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人民开展了空前的反法西斯战争。华南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主张，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应有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香港落地践行。孙扬的论作《抗战时期中共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的实践》，聚焦东江纵队及其港九独立大队与英美盟军在香港地区的具体合作问题，拓展了中共敌后抗战国际贡献研究的深度。作者指出，东江纵队及其港九独立大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立足中国大陆和太平洋两大战场连接点，与英国合作实施国际大营救，与美国联手通过情报合作制敌，使得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抗战中得以落地，中共联合英美的战略设想贯彻于游击战的斗争实践之中。
东江纵队为中共与盟国合作树立了典范。胡德坤的论文《战时英军服务团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合作探究》，借助多方档案，探究英军服务团寻求与东江纵队合作被阻断的原因、过程以及双方因应等问题，以此厘清英、美、中共、国民党四方力量在华南地区军事方面的纠葛与博弈，强调通过合作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
战时中英、中法在华南战场积极互动。左双文的论作《未严格执行的禁运：滇缅路封锁前后的中英缅关系》认为，所谓英国封锁滇缅路并非完全封闭，只是暂时不允许部分物资通过，是不得已的自保之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英国重开滇缅路，中英双方尝试推进战时合作。程丛杰在《香港战役前后“国军援港”的辨析——基于中日英档案文献的考察》一文中，探讨日军攻港前香港的防务及中国军队协防香港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揭示华南战场国际合作的复杂面相。左双文在《二战时中法在华南的军事合作构想》一文中提出，在日军“南进”之前，法方有过与中国联手共同抗击日军的提议，双方作了商谈，但由于法国在远东实力的下降等因素，导致双方合作谈判陷于停顿。
综上所述，五年来华南抗战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突破地方史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广泛，史料采撷运用多样，研究队伍发展壮大，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形成研究队伍梯队合理、后继有人的繁荣局面。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