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城市社会最基础的单元和细胞，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承载着众多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其容貌品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居民生活的体验和质量。因此，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提升社区的容貌品质，是“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具体体现，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
广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多年开展社区品质行动。通过社区品质行动，停车难、充电难、卫生死角、晾衣杂乱等难点、痛点问题得到持续治理，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惠及群众数百万人。
合力共建居民“新家园”
随着城市产业中心的转移，以及年轻人口跟随产业而流动，老城区的衰退与复兴成为世界各国大都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议题。广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大都市，与其他国家大都市发展类似。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中心的转移，部分中心城区的社区面临着年轻人口流失和社区活力日益衰落的状况。再加上一些社区普遍缺乏维修资金、物业管理以及社区规划不合理等因素，存在着社区硬件老化、公共空间不足、社区环境卫生不容乐观等治理难题，社区容貌品质逐渐落后于居民的期待和时代的发展。
对此，广州在全国率先以社区为单元，开展提升城市容貌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的探索，着重选取基础条件差、提升空间大、区位影响广、受益群众多的老旧社区进行培育，共建居民“新家园”。
经多年努力，一些旧厂房、城中村和中心城区的老旧社区“换新颜”，不仅显著提升了居民的社区人居环境，更是留住了居民的文化记忆，增强了社区归属感。社区环境的点滴变化，居民亲身感受到生活越来越方便，居住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不断地提升。
广州社区容貌品质提升行动之所以取得显著成绩，是因为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方法和成熟的工作模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其他老旧社区容貌品质的提升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
通过聘请专业的社区规划师，进行容貌品质整体提升设计，将各类低效场地，改造为口袋公园、休闲空间和活动设施等，通过增设凉亭、座椅等休憩设施，为居民提供新的活动场地，满足居民日常活动需求。将小公园、小广场、榕树下等群众乐于聚集的地方打造成为开放式的文化广场和开展传统民俗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开展榕树下讲堂、电影放映等活动，丰富居民的社区文化生活。
同时，尊重社区历史，使社区文化得以活化传承。在社区容貌品质提升行动中，广州既注重社区容貌本身的改善，又重视社区历史文化记忆的传承。针对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的老旧社区，广州通过修建社区大门牌坊、打造具有社区特色的历史文化墙、建立纪念碑等形式，以修饰细节引导居民生活与文化景观相融，使得老社区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让社区居民记住了“乡愁”，也记住了社区的文化符号。
此外，广州在社区品质行动中还形成了其他一系列经验。例如，广州通过《广州市社区容貌品质全域提升行动计划（2021—2023年）》《广州市容貌示范社区摘牌工作机制》等政策文件，以制度设计为社区容貌品质提升行动保驾护航。又如，在行动各环节中充分听取居民意见，尊重居民合理需求，引导群众走出家门、融入社区。社区居民在实质性参与和切身体验中，逐渐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的“自觉”。这一过程中，居民的社区主人翁意识得以彰显，社区认同感得以增强。再如，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各区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培育社区特色等。以上种种经验做法，为其他城市社区容貌品质提升提供了行动指南。
以新的治理框架引领未来
社区容貌品质提升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渐进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开发商、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利益主体。广州社区类型复杂多样，既有传统的城中村社区，也有保留较多历史文化建筑的老旧街区，尽管大多具有“挤、窄、陡”而缺乏公共空间的特征，但不同社区类型在容貌品质提升过程中的组织、资源投入和运营皆存在一定差别。
因此，要巩固和扩大现有治理成果，在具体实践中要进一步强化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在总的工作思路层面，则亟须厘清“谁来组织动员、谁出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和资金支持）、谁来参与、谁来维护运营”四大问题，分别对应着完善组织动员机制、资源投入机制、参与机制和运营机制，以新的治理框架引领社区容貌品质提升行动。
一是完善组织动员机制。政府作为组织动员的主体，对社区容貌品质提升工作进行统筹管理和引导实施，探索设置专门的协调机构，如由城市管理及相关部门组成社区容貌提升工作领导小组，通过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社区容貌提升工作。进一步明确政府对不同类型社区容貌品质提升行动的主要职能，如对于可通过市场化路径提升社区容貌品质的社区，政府职能要从操作主体退让为监管主体；对于城中村社区，则要重点发挥经联社的主体作用。
二是完善资源投入机制。社区容貌品质提升往往面临资金、土地、财政等资源投入的约束与限制，仅依靠过去政府“唱独角戏”的资源投入方式难以为继。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充分考虑各方成本收益，建立多元投资机制，合理吸收更多权利主体、市场主体参与到共建美好家园中来。例如，完善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通过引入国有平台公司、开发商、金融企业等各类主体共同投资；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发挥各类资源互补优势，形成治理合力。
三是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进多元化治理，多措并举搭建参与平台，多渠道提供群众参与社区容貌品质提升的途径，畅通居民参与渠道，更好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激发群众参与社区容貌品质提升的内在动力，发掘社区的真实需求，自下而上形成治理议题，激发和引导群众深度参与，在治理中培育群众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意识，让社区成为有机的治理共同体。
四是创新持续运营机制。运营机制着重解决谁来运营和怎么运营的问题，运营机制创新成为社区容貌品质提升行动成功的关键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可以考虑不同的运营主体和运营模式。例如，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社区，如何以商业经济思维盘活社区资产、保护文物，引入各类新业态管理经营；在城中村社区，如何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发挥经联社的“物业管理”者角色；抑或借鉴深圳、厦门等地探索的“物业城市”模式，将老城各片区整体作为一个“大物业”，面向物业管理企业，实行专业化的服务总包、模块化的服务划分，通过专业化的城市空间运营、公共资源经营、城市邻里经营来增加物业企业的收益等。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