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强调，要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动能转换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近年来坚持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显著成效：培育形成9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占全国1/3，数字经济规模居全国首位，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1/4，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3.5%。新征程上，必须理解新要求、塑造新动能、构建新机制，推动科技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理解新要求
“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的第一条，并作出重要部署，既体现了实体经济对我国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乃至今后10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方向。
发展经济理论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伴随着产业结构变革。首先是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然后是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从我国人均收入与结构变革看，2024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9.57万元，相当于1.345万美元，与全球人均GDP1.367万美元大体接近。同时，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15.1%，中国为24.9%，高出全球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结构变革不符合这个规律，而是结构转换过程中体现了我国经济实际。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与依赖资源或贸易的小型经济体不同，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了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面对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和地缘冲突易发多发，拥有完整、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被“卡脖子”，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极为重要。因此，正如小型经济体的外贸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一样，我国制造业占比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关键在于，我国主要是通过质的提升来推动规模化增长的，而质的提升来自于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
从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这一点在“十四五”发展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十四五”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6.6万亿元增长至33.6万亿元，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了30%。在全球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大多数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20—202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7.9%和8.7%，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提升到34.6%和16.3%。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了50万家。出口超过万亿元的“新三样”产品成为出口结构的亮点。如果没有新技术赋能实体经济，那么，其全球竞争力会变弱，一些制造业企业也会退出或外迁。当新一轮科技革命来临时，实体经济的应用场景和机会随之减少，其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和带动力也会大幅度减弱。所以，必须以创新推动质的有效提升，进而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塑造新动能
经济增长来自产业，而产业发展要靠创新动能。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意味着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全面发力。工业革命发展史表明，历次工业革命都先是关键性技术突破，然后催生了新产业，接着加快了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扩散，并创造了服务业的发展机遇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通过传统产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撑了新产业发展，从而形成各类产业之间相互促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前三次相比，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关键性技术突破到行业或工厂系统应用与成型的时间更短。据统计，前三次工业革命大约需要67年，而第四次只需要17年。二是影响的领域更广泛、更深刻。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范围集中在特定领域和行业，第四次则涉及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领域，由此引发经济社会的深刻重构。三是前三次工业革命新技术产品对传统产品的替代过程比较缓慢，比如说，蒸汽机替代水力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电力替代蒸汽机也用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而智能化产品与各行业的融合大幅度缩短了技术扩散与替代过程。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方面要同步推进，特别是加快高技术产业成群成势，以顺应科技革命的快速变化，保持经济高质量的可持续增长。
构建新机制
构建有效的实施机制是实现新动能塑造的基本路径。推动科技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以下三个机制至关重要。
首先是创新激励机制。这指的不是某一项举措，而是一个系统；不是一项应急性政策，而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生态构建；不是对某一部分人的激励，而是尽可能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潜能，并引导不同资源和要素流向创新活动的制度。“十五五”时期围绕着创新的“锚”来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一要通过深化财政资金资助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改革，鼓励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赋权，明确收益分配比例，激发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动力。二要鼓励和支持政府创新基金等公共资源更多向获得和承担科技攻关项目的企业倾斜，推广“6个90%”的深圳经验。在向企业倾斜中，要给予不同所有制企业同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机会。三要着力建设新型技术交易平台，构建技术交易价值评估体系，培育第三方评估机构，建立技术价值动态数据库。推动专利、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的高效流转。四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营造耐心资本引领、社会资本跟投的创新生态。
其次是质量提升机制。通过组织化协商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标准，以高标准激励中小企业应用新技术，加快设备更新和改造，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效率是引导传统中小企业摆脱压价竞争的有效之举。以中山古镇的灯饰为例，21世纪初，3万多家灯饰企业中有八成都在生产功能高度相似的传统LED吸顶灯，部分企业使用的芯片寿命远低于国标。2011年后，该镇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照明电器协会等，成立“古镇照明研究院”，引入智能控制照明技术，以高标准引导灯具生产，由此抑制了古镇企业之间的相互压价竞争。显然，缺少镇政府与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组织合作，统一实施的新标准就难以形成，转型也无法实现。
最后是合作治理机制。该机制是为不同所有者共同参与项目和组织建设而提供的制度保障，这对于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当前，市场化并购与重组是治理“内卷化”竞争的破解之道。而这涉及不同产权所有者之间的资产整合，需要在深化国企改革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广东来说，截至2025年9月，经营主体已超过了2000万家，其中，民营经济主体占96.5%，私营企业占民营经济主体的43.3%，如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民营企业超过一半，那么将对企业在创新发展中做强做大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二是推进产业链治理。面对产业链中个别大企业对中小供应商敲竹杠和拖延欠款以及中小供应商担心被套牢等问题，要大力推进以长期主义为导向的治理制度建设，促进产业链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深化产业集群治理。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的高质量发展中，大多数特色产业集群和制造业产业集群并不完全具备创新转型所必需的知识要素与资源，导入创新要素与知识资源必不可少。不同单位、不同组织之间的要素与资源整合就需要建立以规则和契约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以福建省晋江县制鞋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为例，当地以规则和契约为基础，打通了从“一根丝”到“一双鞋”乃至鞋机智造的创新全链条，其产业生态和经验做法值得借鉴。
（作者系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