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中大声疾呼，试图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紧迫感。在“以马鸿（注：今译为马汉）之说规中国形势”时，他对源自西方的海权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引介与转化，较早将马汉的海权思想介绍给国人。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他将强调扩张的“海上权力”概念，转向强调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近代中国“海权”话语的开端。这一“海权”话语通过广泛的舆论传播，对晚清国人的海权启蒙产生深刻影响，更直接推动维护国家海权的早期实践。近代中国“海权”话语的核心在于将海洋与民族存亡、国家主权紧密联系，为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对当今海洋强国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民族危机下的海权启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正处于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列强随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等重要港口相继被“租借”，沿海要隘尽失，万里海疆门户洞开。面对“海权沦丧，国将不国”的惨痛现实，中国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重新审视海洋与民族命运的关系。
1898年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得以广泛阅读西书，全方位接触西方最新的理论知识。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于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此时已风行欧美日各国，日译本也早已于1896年出版，并成为日本海军与陆军学校的重要教材。其核心论点为：海权是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控制海洋意味着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这一理论的中文节译首次出现于1900年。早于此，梁启超1899年连载于《清议报》的《瓜分危言》一文便将海权思想明确介绍给国人：“海权云者，创于美国人马鸿。马鸿之言曰：‘海上权力，国家之存亡隆替系焉。国家有是权则兴，失是权则亡。’”
值得注意的是，马汉的理论诞生于美国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时代，其本质是为美国海外扩张和争夺霸权提供理论依据。而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梁启超在“以马鸿之说规中国形势”时，使其从一种扩张性的战略学说转变为契合中国救亡图存需要的启蒙思想。
“海权”内涵重塑
梁启超论述中最核心的创见在于其对“海权”概念的重新界定与内涵重塑。梁启超并没有简单沿用日本常用的“海上权力”直译，而是使用当时尽管仅零星出现，但早已进入其视野的中文“海权”一词。这一译法不但有“海上权力”简称之意，也更加凝练，与马汉使用“Sea Power”代替“Maritime Pow-er”的意图一致，利于后续的传播。在马汉的原始理论中，“Sea Power”侧重于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控制海上通道和贸易路线，强调的是“权力”和“控制”。而梁启超所用的“海权”，则强调国家在海洋领域应享有的“权利”和“权益”，这一微妙的转变，更贴合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现实需求。
梁启超深刻阐述了海权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在《瓜分危言》中痛陈，列强侵占领土、霸占港口，导致中国“海上之权力，自尔以来，荡焉无存”，并进一步指出中国“陆权海权，并而失之”，提出领土主权与领海主权的一体性。在分析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时，他将“直隶湾为俄与英海权之界”与“黄河为俄与英、德疆域之界”相提并论，清晰地表明“海权”与陆地疆域一样，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海权的视角下，梁启超超越了当时普遍关注的领土“有形瓜分”，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强采用“无形瓜分”更具危害性。他认为，列强通过控制中国的铁路、矿产、财政、海关等经济命脉，虽未直接分割领土，实则已使中国主权名存实亡。他警示国人，无形瓜分之危害更甚于有形瓜分，这种以经济、金融手段进行的殖民掠夺，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这一洞察充分展现了其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思潮激荡下的海权维护
此后，梁启超将其海权思想融进他关于海外交通史、华侨史的研究中，在关于其时世界局势分析的时论文章中也多有体现，这些文章引领了当时的报刊舆论，深刻影响了晚清中国的社会思潮，并直接作用于维护海权的早期实践。
1902—1903年，梁启超分析世界民族竞争大势日趋集中于亚洲，太平洋首先成为列强的焦点，并借胞弟梁启勋的译文断言“太平洋海权问题，实为二十世纪第一大问题”，呼吁中国应成为“太平洋之主人翁”，将海洋战略地位提升至民族竞争、国家兴亡的高度，试图唤起国人对列强在华扩张海权的警醒。从1903年起，国内报刊对中国“海权”的关注迅速升温，在知识界、政界乃至商界引发广泛讨论，促使“海权”意识从精英阶层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扩散，为后续的维权行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这也直接影响了晚清官员在处理海洋权益争端时的立场和策略，他们明确将列强对中国沿海海面的侵占定义为“侵越海权”“侵碍我国主权”，依据国际法原则进行严正交涉。在民间，士绅民众在禀文中也频频使用“海权”一词，强调“固我海权”关乎“主权”和“利权”。由梁启超所首倡的“海权”话语，已转化为官方和民间维护国家权益的具体行动指南。
梁启超对海权思想的引介与重塑，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成功地将一种源于西方扩张战略的理论，转化为契合中国当时最紧迫的主权维护需求的启蒙学说。将“海权”意识提升到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深刻揭示了海洋权利关乎民族生存与发展。他所构建的以主权为核心的近代中国“海权”话语，为后来中国海权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使国人认识到，海权不仅是军事上的“制海权”，更是国家主权、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依托，点燃了中国人现代海权意识的最初火种。在当今世界海洋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重温梁启超的海权思想，对于增强海洋意识、坚定维护海洋权益、扎实推进海洋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