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十三年，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Cristóvo Vieira）在广州发出的一封信，详细介绍广东的情况，认为广东是中国最好的省区之一。他认识到，给广东带来诸多“荣耀”的原因是“毗邻大海”，广州是“全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广州来信》，1534年）。海洋因素是观察广东与世界的一个关键要素。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提出“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的经典命题，其历史逻辑的内核就是海洋视角。

　　早在先秦时期，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珠江口湾区已经是岭南海洋活动的核心区域。秦统一岭南，任嚣建番禺城，此为广州建城之始。秦汉之际赵佗建立南越国，大大推进了先秦以来不断增长的海外贸易。番禺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为数不多的国际枢纽港口。

　　唐朝拥有空前繁荣的经济和富强的国力，东西方海洋贸易进入繁盛时期。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东南亚人等均参与了从波斯湾、印度洋到西太平洋海域的远洋国际贸易，开启了“东方大航海时代”。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fer）认为，唐朝南方“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随着大航海时代与早期全球化时代来临，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世界海洋贸易体系。明朝初年推行朝贡体制，广州市舶司管理南海诸国贸易，事务最繁，广州回归全国海外贸易首港地位。1757年，清廷规定欧洲来华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这种局面一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

　　在海上丝绸之路两千余年历史上，广州长盛不衰。尤其在唐宋和明清时期，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标杆城市，构成海丝历史上的两个“广州时代”，这在世界港口史上是罕见的。两个“广州时代”，体现了广州与世界历史同步，为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呈现出由“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构成的复合型“广州形象”。

　　“世界广州”，主要展示在东西方海洋历史进程中，广州以海洋为纽带，以世界为舞台，通过海陆联通的交通网络、海洋航线、市场“无形之手”，沟通中国内陆腹地和广阔市场，对接海外社会与市场网络，成为中国面向海洋的窗口、走向世界的门户，发挥其作为国家对外贸易中心功能、跨国、跨区域交往的中心地位。在这里，广州的功能地位是超越区域体系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外人流、物流、财富的流通汇聚之地。《汉书》称粤地“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唐代域外文献记载广州蕃坊聚集的外国商民据说多达20万人。明中叶广州贸易转型，浙江商人长途往返广州、澳门市场，获大赢利，谓之“走广”。所以，维埃拉说：“世间的一切业绩都是在广东的地盘上创造出来的”，“这个省的商人比其他任何省份的都富有”，就不是信口开河了。

　　“广州世界”，侧重展示广州在古代航海贸易与文明交流中积淀起来的广泛影响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既是国际经济与商品交易的历史，也是东西方技术、艺术、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广州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融汇世界文明成果，也将本地文化、中华文明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和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场域，在海洋世界烙下“广州印记”和“中华印记”。可以这么说，在西方人心目中，广州是大航海时代驰名世界的东方地标，更是中国贸易的主要代表。

　　“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构筑起充满岭南特色、海洋气派的两千年商都的“概念图”：空间上以广州为主体，以海洋世界为平台，以海上丝路为纽带，“世界广州”与“广州世界”犹如镜之两面，互相映照，交织叠合，衬托出以广州为原点，由近及远，通向海洋的世界性巨型贸易体系、航海交通网络和文化交流场域，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海洋史研究》主编）